当前，全球范围内正在兴起一股“逆全球化”思潮，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这股思潮将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对中国的实体经济转型升级造成重大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深邃思考和务实推动，不仅体现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世界担当和情怀，也是中国面对“逆全球化”复杂局面，更新全球治理和发展机制、构建包容性全球价值链(简称GVC)的最重要的决心和措施。这一倡议对于启动中国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战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也有助于中国在扩大内需、调整结构中，重振制造业的国际竞争优势。“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产能合作，可以在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推动形成中国制造发展的优良环境和氛围，从而抓住世界赋予中国的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

一、向东开放：嵌入GVC带来增长机遇和挑战

20世纪70年代以来，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后，中国对外开放的指向特征主要是向东开放，发展的内外联动机制，主要表现为企业主动嵌入由西方跨国公司主导的GVC，接受其发出的制造订单进行国际代工。我们把这种全球化发展现象称之为“嵌入GVC的出口导向发展模式” 。它有五个基本的内容：一是在收入较低、内需市场较小的初始条件下，直接把支撑国内增长和发展的拉动力转向依靠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上;二是利用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尤其是物美价廉的劳动要素，结合所引进的西方技术，进行初级产品的生产加工活动 ;三是通过营造优惠政策的“洼地”效应，形成局部优化的投资环境，建设各类经济开发区，广泛吸收外资，让外资企业从事加工贸易业务;四是在GVC的底部，从事加工、制造、生产、装配等相对较低的附加值业务 ;五是在经济政策取向上，运用各种激励措施推进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战略，等等。

制造业的全球化发展，使中国作为主要的生产国取得了巨大的红利。具体体现为：一是为中国企业发展提供了利基丰厚的市场，为大量的过剩劳动力提供了比较利益显著的就业岗位;二是促进了国内市场的出清，由此吸收了中国丰富的、具有强大竞争力的过剩产能;三是中国企业在国际代工中虽然处于GVC中的“被俘获”地位，但是逐步实现了产品升级、工艺(流程)升级，甚至一定的功能升级;四是通过参与国际竞争，中国本地企业不仅学到了技术，也学到管理技能和各种知识，逐步掌握了玩转世界市场和创建独立品牌的微观基础。

嵌入GVC的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在GVC的底部进行国际代工，也给中国企业带来了一些挑战。主要是：

第一，容易出现较大规模的产能过剩问题。进入壁垒低、替代者众多、竞争异常激烈，是处于“微笑曲线”底部位置的市场结构的基本特征，由此决定了在世界经济景气时期，蜂拥进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很容易在市场需求高峰退潮的时期形成过度竞争态势，加剧严重的经济萧条。

第二，容易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忽视产业更新和技术升级。国际代工生产具有技术难度小、回报率相对较高、市场风险相对较低的特征，这会诱使企业放弃创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活动，从而放缓甚至放弃产业升级的艰苦努力。现在随着国内外要素成本不断上升，中国企业过去低价竞争的利器优势正不断地消失，逐步让位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而且，企业生产率的提升速度，也难以消化这种成本上升的压力，从而导致竞争力衰减。

第三，容易抑制自主创新的发展。在国际代工中，企业做的是发包方即西方跨国公司早已研发、设计好的外包订单，不仅中国企业无缘于这种产品的设计、研发活动，而且所收取的“合理”的加工费以及所获得的“合理”的利润会让中国企业产生“温水煮青蛙”的效应，逐步失去产业创新升级的欲望。另外，进入这种代工体系，也容易被跨国企业所“俘获”，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为技术创新升级设置人为的障碍 。

第四，容易出现严重的收入分配失衡。一是处于GVC低端的中国企业，缺少与市场势力巨大的发包方进行讨价还价的必要资源，只能获取微薄的加工费;二是在资本密集产业中，如果所有者为外资，那么按照既定的分配规则，主要的利润将自动为发达国家所占据 ;三是低端制造业的过度进入，会导致压价竞争，恶化劳动者的收入分配地位。

因此，中国过去攻城掠地、无坚不摧的制造业附加值贸易活动，目前到了必须转换发展模式的关键阶段。

二、全球价值链重构与经济结构失衡的纠偏

调整、扬弃单一的出口导向的全球化战略，重构GVC，塑造中国基于内需的全球化战略，建立立足于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良性循环的视野和机制，既是均衡国内经济结构的要求，也是中国为世界经济结构失衡纠偏所做的重大努力。

2016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当前中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导致经济循环不畅，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想办法，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

这种结构性失衡问题，一方面表现为产能严重过剩，另一方面表现为高质量的有效供给不足。究其原因，是中国相当多的产能是在世界经济增长黄金期面向外需以及国内高速增长阶段形成的，在那个时期大力实施了嵌入GVC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面向中低端市场出口形成了巨大的产能。在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因放水刺激，一些产能又有所扩大。现在全球经济陷入了低增长困境，国内的需求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如随着国内中等收入群体迅速扩大，中高端消费需求显著增加，早先的低端产能就变成了过剩产能。如果不能提供更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这些中高端需求将基本转向国外市场。更深刻的是人口结构变化，2012年以来中国适龄劳动人口的减少，使住房、小汽车、家用电器、食品、服务等消费需求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因此，如果供给端的结构性改革跟不上，技术创新失去了国内市场的支持和推动，那么，中国在目前的发展阶段上，就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因此，纠偏“重大结构性失衡”的关键之一，是要从扬弃“基于嵌入GVC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入手，塑造激励产业转型升级的环境和氛围。一方面，压缩低端产能，把调整出来的市场资源、信贷资源、物质资源，通过市场机制源源不断地转移到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另一方面，要通过技术创新和实施品牌战略，增加高质量有效供给，满足国内不断崛起的中产阶层的中高端需求，使中国制造从数量扩张全面转向质量提升。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内容。

从中国为世界经济结构失衡纠偏的角度看，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态势下，上述国内经济结构的纠偏和调整，还有助于中国与世界经济之间恢复动态均衡。过去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中国生产—西方消费”的GVC分工秩序和结构中，获得了大量的主要来自于中国供应链上的物美价廉的商品，同时其作为高技术生产国，其技术设备等则从中国市场的迅速成长中，获得了巨大的支持和实际利益。不过这种分工秩序和结构在长期中是动态非均衡的，随着中国逐步成长为名列全球前茅的最大经济体，如果长期满足于为西方跨国企业国际代工，不面向不断成长的国内市场需求，不进行产业的功能升级，必然会使全球经济结构发生重大的失衡。

之所以说中国的这种全球化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是因为这一分工结构和秩序除了会使中国无法解决严重的产能过剩等问题外，还会使发达国家内部出现一定程度的利益结构失衡。如中国廉价产品的长期大量输入，会使这些国家的同类产业，尤其是中低端产业逐步丧失竞争优势，出现大面积的产业转移或外移，出现所谓的“产业空心化”趋势 ;也会使以传统农业和一般制造业为代表的“旧经济部门”的利益相关者受到损害，出现利润下滑、工厂倒闭、失业率增加和社会不稳定等现象。这就是当今“逆全球化”思潮出现的全球分工秩序和产业基础。

在2016年G20杭州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认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经济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应该争取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放大正面联动效应，防止和减少负面外溢效应。为此，他提出了以“命运共同体”理念重构全球治理的命题，以此引导经济全球化进程向着更加包容普惠的方向发展;要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中国愿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其中，“一带一路”的倡议，就是旨在同沿线各国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实现共同繁荣。

可以肯定的是，未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会改变，但是全球化的形式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中国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和趋势，目前至少已经出现了以下四个明显的变化：(1)出口商品为主，正在演变为投资与贸易一体化，即输出资本带动商品就地销售;(2)吸收外资为主，正在演变为吸收先进技术和高级人才为主;(3)利用别人的市场支撑自己的经济增长，正在演变为利用自己的市场进行全球化扩张;(4)以建设科技园区、制定优惠政策来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正在演变为提供先进的制度平台和硬件载体来吸纳高级技术人才。可以断言，中国将会高举经济全球化的大旗，以“命运共同体”理念重构GVC，用自己对全球化的理解，形成自己独到的全球化战略体系，包括一套完整的战略理念、模式、体制和举措，等等。

中国新的全球化战略也正在崛起。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正孕育兴起，国际分工体系加速演变，GVC深度重塑，都给经济全球化赋予新的涵义。未来随着全球贸易和世界经济的重振，一个更加开放、包容、协调的全球治理机制和规则体系将会建立。在G20安塔利亚峰会上，各成员国所倡导的建设包容的GVC，就是为了构建这种新型的GVC治理体系。对于有担当、负责任的中国政策决策机制来说，包容的GVC就是要主动构建全球经济增长结构均衡的新机制，就是要构建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的新战略。

三、沿“一带一路”倡议重塑全球价值链与振兴中国制造业

如果说过去基于出口导向嵌入GVC是中国参与全球分工的第一轮经济全球化的话，那么，重构基于内需的GVC就是中国参与第二轮经济全球化战略的主要含义 。提出这个战略的主要目的，不是主张要回归封闭经济，不是说可以关起门来自力更生搞建设，或者搞什么进口替代，而是要用开放、包容、协调的理念，扬弃过去单一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利用自己内需规模名列世界前茅的优良基础条件，承担起自己作为发展中大国相应的责任，以“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为契机和基点，构建以我为主的包容性GVC治理体系，以此促进全球经济的结构均衡，促进中国经济内生化发展，并通过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和发展，加快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培育中国参与新一轮全球竞争的新的动态竞争优势。

建设制造强国需要一个很好的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不仅要从贸易方面着力，更要从生产和贸易一体化的角度上考虑环境和机制的优化 。过去在GVC底部进行国际代工，使中国成为全球制造大国，现在要寻求建设制造强国的环境和机制，需要在全球制造业发展的治理上有所作为，需要建立以我为主的包容性GVC。

“一带一路”倡议是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系中的一种全新的空间开放观，它是一种开放格局，而不是一个地理规划。与这种开放观有机配合的，是要有意识地去构建牢固的GVC连接，使不同国家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形成相应的贸易和投资活动，这是全面呼应“一带一路”倡议的微观经济基础。否则，国家之间不可能形成各种有机的经济技术联系，也没有足够的经济利益纽带来维系互联互通的产业基础和文化。

与过去全球化中向东开放的空间指向特征不同，在西南开放的“一带一路”倡议下，构建以我为主的包容性的GVC，在发展上具有下列五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积极构建以我为主的包容性GVC，加快向“微笑曲线”两端攀升，鼓励中国企业努力从事技术研发、产品设计、市场营销、网络品牌、物流金融等非实体性高端服务业活动。二是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要通过对GVC“链主”地位的掌控，以及在价值链中的微观治理机制，来向世界输出中国丰富的、具有竞争力的资本和产能。同时，也要通过GVC大力引进世界的能源及资源。三是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我们可以背靠国内巨大的内需市场，利用中国经济规模不断扩张的优势，形成制度化的“虹吸”全球高级、先进生产要素的平台，为产业迈向中高端服务。即一方面可以走出去收购和兼并优质资源和技术为国内市场竞争服务，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建设世界级城市形成要素的虹吸功能，向世界各国引进我们急需的知识资本、技术资本和人力资本。四是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我们可以用“逆向发包”原理和机制 ，在相关业务发包中，把一些先进国家的知识、技术和人才有目的地为我所用，让这些先进的生产要素跨越地理障碍，优先进入中国经济的运行轨道，并为中国发展创新驱动型经济服务。五是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中国企业在内需引导下，通过比较优势的选择，逐步把“汗水经济”转化为“智慧经济”，形成新的全球产业分工或产品内分工格局，使中国从GVC低端的成员，成为全球创新链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因此，一条崭新的以我为主的包容性GVC，将成为中国高水平全方位开放的新空间、新纽带和新载体，是中国经济增长实现中高速、产业发展迈上中高端的基础。显然，沿“一带一路”倡议形成的基于内需的GVC也会极大地影响中国制造业的振兴和发展进程，它将助推经济加速进入创新驱动发展新阶段，从而给中国制造安上“聪明的脑袋”和“起飞的翅膀”。

在这种新型的全球化战略中，制造业发展的宏观经济环境、发展机制和基本路径，跟过去在GVC底部进行国际代工的方式有本质的不同，具体表现为：一是要在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的基础上，大力改革现行的收入分配体制，扩大内需。短缺经济时代主要是提高生产能力;现在是过剩经济时代，提升居民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和福利水平，实现消费的基本现代化，是用内需支持现代经济增长的最坚实的基础和条件。二是要在不断壮大的、巨大的内需的基础上，大力推进资本市场中的兼并收购和资产重组活动，以此组建中国的巨型跨国企业，成为以我为主的包容性GVC中的“链主”。对于一些具有国际市场知识以及资金优势的企业，可以鼓励其到国际资本市场去并购外国企业，并把收购后的企业的人力和技术转为为国内市场开拓和竞争服务。三是以“一带一路”战略为依托，在国内重要的全球性城市建立总部基地，占据GVC的“链主”地位。同时，要在沿线主要城市建设GVC的节点关系，以此转移中国具有竞争力的丰富产能，把一些发展中国家纳入中国主导的价值链体系。四是除了发展消费者驱动的GVC外，还要加入全球创新分工体系，即全球创新链，发展生产者驱动的GVC 。其中，有两个关键的问题：一是实施最严厉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二是建立面向制造强国的职业教育体系。前者必然激励创新驱动，后者将重塑工匠精神，提供振兴制造业的高级技能人才。

四、振兴中国制造业的若干政策建议

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是党中央、国务院明确的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任务之一。当代中国，加快产业升级是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并大踏步地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的根本法宝。因为只有不断地依靠技术进步和各类创新，不断地提升产业的生产率，才能克服要素成本不断上升的趋势，才能降低产业产出的单位成本，使产业具有国际竞争力，才能奠定现代化的物质基础。我们应该顺应“一带一路”倡议下GVC重构的趋势，通过加快国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尽快优化中国制造发展的环境和氛围，抓住世界赋予中国的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和机会。这里提出以下具体的对策建议：

(1)在实虚的关系上，要坚决抑制虚拟经济利润率长期过高的不良趋势，让实体经济企业能够获取社会平均利润率，让创新企业获取超额利润。这是实体经济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更是走向创新驱动、转型升级的宏观经济环境和基础条件。为此，一是要加快民营企业对银行业的进入速度，打破现有银行的融资渠道垄断;二是适当增加一、二线大中城市的土地供应，加大这些城市对现有土地的开发强度，缓解房地产价格上涨趋势;三是在资本市场上把不良企业的退出与新进入的首发企业挂钩，从而抑制资本市场泡沫。

(2)在供求的关系上，应主要利用竞争政策、环保政策而非行政手段去过剩产能，通过资本市场鼓励产业内的优势企业收购兼并，增加制造业企业集中度，强化其调控市场价格的能力。过去中国是资本短缺、商品短缺的“双短缺”经济，现在是资本过剩、商品过剩的“双过剩”经济。前一环境下，产业升级要用产业政策，以推进产能迅速增长;后一环境下，促进产业升级要用竞争政策。如多用补贴用户和消费者的政策，少用或不用补贴生产者的政策;要保护竞争，但不保护竞争者;要在去产能中救劳动者，但是不救僵尸企业，等等。

(3)在内外的关系上，要构建有利于外资和民营企业投资发展的法治化市场营商环境，进行产业升级的长期预期管理。产业升级是长期的投资行为，需要稳定投资者的长期预期。为了增加外资、民资等实体经济企业的投资信心，必须坚决地遵守过去给予的优惠政策的承诺，甄别纠正一批侵害民营企业产权的错案冤案，保护和支持民营企业家的创业创新精神。

(4)在新旧的关系上，在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的同时，运用一切手段，鼓励传统产业中的企业在经济周期的底部阶段进行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如对购进国内外先进技术设备的企业，可以在一次性全额作为“进项”抵扣的基础上，按1—2倍的比例进一步给予优惠税收鼓励，以及实施技改全额贴息，等等。

(5)在劳资的关系上，应该看到，技术工人是中国制造业的顶梁柱，是中国制造的未来，必须大幅度提高制造业中技术工人的待遇，实施首席技工制度，并鼓励他们持有企业的股份，跟企业共命运、同成长。要大张旗鼓地表彰中国制造业中为国争光的各类品牌企业、优秀企业家，对在国际竞争中胜出的企业设立“中国工匠”的表彰制度。要大幅度提高职业技术教育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把一些优秀的大学改造为职业技术大学，对其实施类似“211”大学或者更加优惠的扶持政策，而不是让办学水平较低的“三本”院校转制为职业技术学院。

(6)在费税的关系上，当前为企业大幅度减税的空间并不存在，可以降低的主要是各种企业费用和制度性交易成本，如融资成本、高额的社保负担、不必要的额外的各种收费支出负担，同时要坚决打破民营企业的进入壁垒。

(7)在宽严的关系上，应该看到，严厉的知识产权保护是进入创新驱动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中国应尽快实施严厉的知识产权、专利保护法治，坚决打击各种名义的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激励制造企业加大自主知识产权的投资，尽快形成核心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