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制造业面临着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主要发达国家为了寻找促进经济增长的新出路，开始重新重视制造业：欧盟整体上开始加大制造业科技创新扶持力度;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于2012年2月正式发布了《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德国政府在2013年4月推出了《德国工业4.0战略》。可以说，各主要国家在制造业上争相发力，目的都是期望抢占未来制造业的主导权。

在新一轮工业革命已然到来，政府岂能落后!在2015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我国也推出了“组合拳”。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将要实施“中国制造2025”战略和“互联网+”行动计划。5月8日，《中国制造2025》经李克强总理签批正式面世，明确提出“力争用十年时间，迈入制造强国行列。”;7月4日,国务院发布《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其中的“互联网+”协同制造是重点行动之一，旨在推动互联网与制造业融合，提升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加强产业链协作，发展基于互联网的协同制造新模式。在重点领域推进智能制造、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网络化协同制造和服务型制造，打造一批网络化协同制造公共服务平台，加快形成制造业网络化产业生态体系。

新一轮工业革命将彻底改变现有的生产方式和产业组织形式，改变国家间的比较优势，进而重塑全球产业竞争力和国际产业分工格局。新一轮工业革命背景下，将深刻影响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路径和进程，对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构成巨大挑战。

如何应对新一轮工业革命呢?我认为主要有两点：一是，重新挖掘比较成本的优势;二是，提升制度创新和管理变革能力。

重新挖掘比较成本的优势

以前我国制造业迅速崛起主要得益于劳动力成本、原材料成本以及廉价的工业用地等资源所构成的比较成本优势。这方面充分体现出“危机是威胁也是机会”。因为，新一轮工业革命将彻底改变生产模式和组织形式，生产成本将大幅减少，生产模式将大幅转变。也就是说，新一轮工业革命不再偏重劳动力成本、原材料成本以及廉价的工业用地等资源所构成的比较成本优势，对国家间比较优势格局造成较大变化。

还有，我们有了新的比较成本优势。比如说，自贸区方便了制造业产品的跨境交易，将简化零部件的进口，带动产品的出口;电子商务巨头铺设的现代化物流体系遍及各省市、各区县，甚至许多村落，这实际上也是一个优势，它缩短了采购和销售的时间，也就相应地缩短了产品的生产工期，加快其面市步伐;还有便捷的高铁，现在虽然还没有用于物流，但是使人员的流动变得更加便捷，这对于企业来说，无疑可以更多地获取知识，企业的销售人员在跑市场时也节约了时间，扩大了范围。

提升制度创新和管理变革能力

随着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到来，平台型企业、网络化组织、开放式创新、大规模定制、社会化生产等行为将更加普遍。所以，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互动将更加紧密，中小企业的作用将更加突出，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反应将更加重要……这些变化都要求适时、适度的制度创新和管理变革能力，对我国相对薄弱的制度创新和管理变革能力构成现实性的挑战。

此外，新一轮工业革命时代，是数据制造、互联制造、智能制造的时代。《中国制造2025》提出的“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需要有既有实践经验，又有产业研究经历，既懂机床、自动化等工业，又懂计算机软件、大数据等信息化技术的跨界人才来引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