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阵子，我被邀请参加一个会，大家齐聚一起要为一个云数据中心的庞大计划献计献策。

依照我的观点，从自然条件说，北方的很多地方都比较适宜建立云数据中心。以美国为例，惠普公司和谷歌公司的数据中心建在偏远寒冷的地方。处理海量数据的服务器需要大量的电力，所以希望当地电费低廉，而且，云数据中心对散热冷却的要求非常高。我见过谷歌数据中心的大烟囱，常年冒着冷却水的水蒸气白烟。所以希望当地气候寒冷，具有天然散热的先天条件，加上地域广袤而土地便宜，这些条件似乎是建设云数据中心所必要的。

但有一个问题：如果创建一个大数据中心的云谷，如何吸引高素质的人才，如何吸引大企业来使用?

对于这样中国云谷的讨论，我不禁联想，半个世纪前，那些硅谷之父们手里是否也有这样一张蓝图，他们是否想到硅谷会成为美国高科技的一个象征，是否想到硅谷会成为全球创新基地的经典样板。

硅谷之名是在1971年被创造出来的，源于当时那里的企业多数是与硅制造的半导体及电脑相关。说到硅谷必然说到硅晶体管，必然说到罗伯特·诺伊斯和戈登·摩尔创办的英特尔公司 (Intel) ，因此诺伊斯也被誉为硅谷之父之一。

硅谷的兴起的确有地利因素。因为半导体工业生产对空气和地下水的洁净度要求很高，太平洋的海风带走了那里的尘埃，也带来了四季如春的宜人气候。但自然环境只是硅谷崛起的一个条件。

说起硅谷还要说到两所大学：斯坦福大学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在创办初期请不来功成名就的大牌教授前来任教，就另辟蹊径地请来一批富有冒险和创新精神的年轻教授。其中一位才华横溢的教授弗雷德里克·特曼(Frederick Terman)发现，学生们毕业后都选择到东海岸去找工作，于是他在学校里选择了一块很大的空地，创立了斯坦福创新创业园区并设立了一些方案来鼓励学生们在当地进行科技创业。因此，特曼教授也成为另一位硅谷之父。相比之下，伯克利大学堪称全世界最开放的大学，在那里只要你不妨碍别人，什么都是被允许的。正是因为开放的校风，年轻人没有包袱和桎梏，因而能做成许多非常创新的东西。

说起硅谷还要说到风险资本，靠近斯坦福大学那一带布满了一家家的风险投资公司，美国40%的风险资本聚集在硅谷。45年前，诺伊斯与摩尔就是凭借不足3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而成就了今天的英特尔公司。

诺伊斯这样的创业家、特曼这样具有创新思维的教授、富有创新精神与文化的大学所培养的创新型人才，以及营造鼓励创新平台的风险投资家，构成了硅谷的人和。当然，硅谷的天时，既有早期美国军事工业在此地奠定的无线电技术基础，也有全球信息技术革命的风生水起。

但是，当硅谷成为高科技的经典之后，与其去复制它，不如借鉴硅谷成功的经验。当硅谷通过创新而成功，其成功经验就变成创新所需要的前提条件，而不是必然成功的效仿模式。

从20世纪80年代后，世界各国都试图建立起自己的硅谷，诸如日本硅谷、韩国硅谷、印度硅谷等。中国也不例外，许多城市都把高新区定为这样或那样的谷。但30年过去，没有一个照搬成功。

在汉语中谷是地形，硅谷的谷就取之于圣塔克拉拉山谷。而在汉语中谷有困境之义，诸如成语进退维谷。但更重要的是在中国，谷是粮食的总称，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千秋万代之基。借义引申，中国需要有自己的科技之谷，使之成为聚集科技创新的能量场。但事实证明，中国不可能照模照样地仿造一个硅谷，只能在山重水复疑无路的进退维谷之间，独辟蹊径且绝处逢生地创造一个硅谷。

硅谷的自然环境早已存在，而硅谷之所以成为创新之谷，取决于人，取决于创新之人，取决于具有创新思维的人以创新方式营造的创新之谷。硅谷的唯一精髓就是前所未有的创新，绝不是模仿前人创新。

中国的云谷，又将如何搭建创新的环境，吸引创新的人才，才是成为又一个创新之谷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