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1年会经济峰会在京举行。在“数字技术革命：走向大规模应用”分论坛上，多位与会专家表示，相较人口红利，数据红利体现出了极大的发展潜力，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正不断提升。但有专家也同时指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仍面临数字人才结构、数字资本市场建设等多重问题。

谈数字基建——扩大数字红利效应

“中国前瞻性地采用了超前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政策，正将人口红利和超大市场规模优势转化为数据红利。”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陈煜波表示，不同于资本的规模收益递减效应，数据要素存在非常强的规模收益递增效应，数据量越大越丰富，数据的潜在价值就越高。

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89亿，已占全球网民的五分之一;互联网普及率达70.4%，高于全球平均水平。陈煜波认为，不断扩大的数字基础设施和互联网普及率为我国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他认为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另一原因是，中国本土企业家，在中国没有走完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就迎来信息化的背景下，根据“四化同步”的市场环境探索出了一系列的创新模式，解决了工业化时期没有完全解决的基础设施的问题，真正提出了适应新兴市场发展的商业模式。

他举例，阿里巴巴、京东等本土的互联网企业，根据市场环境，推出了支付宝、京东自营物流等独特的商业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利用数字经济的手段解决了需要长时间工业化进程才能解决的市场信任和营商环境问题。“这些适应‘四化同步’市场环境生长出的商业模式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数字化和工业化的同步进程。”

谈数字人才——交叉性技术人才紧缺

数字化时代，传统行业没有数据怎么办?

“未来既懂行业又具有数字化素养的人才将会成为下一阶段中国数字化转型的核心驱动力。”陈煜波认为，需求侧、消费端的数字化转型主要依靠海量用户带来的数据红利，而供给侧、产业端的数字化转型更加依赖数字人才对产业链上下游数据的采集、整合、分析与应用。

此前，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互联网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和全球职场社交平台领英(LinkedIn)经济图谱团队曾联合启动了一项数字人才调查。陈煜波援引调查数据表示，“目前，中国数字人才结构性问题非常突出，95%都在研发和运营环节，并且数字人才还存在从传统行业流回互联网和软件行业的现象。”他认为，这为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敲响了警钟。未来，需要加强数字技术与生物、材料、能源等技术的交叉融合，加强对颠覆性数字技能的培养。

谈资本——数字化创新的杠杆

除了人才，资本是影响数字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当日，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宋志平披露，资本市场极大地支持了数字产业的发展，截至目前，在全国4200多家上市公司中，和数字产业相关的大概占到了17%。2020年A股新上的396家上市公司中，有33%的企业与数字产业相关。

深交所数据显示，其创新创业投融资服务平台服务的数字经济企业已经超过2800家;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数据显示，目前，私募基金投向互联网零售、互联网服务、信息技术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在投本金1.15万亿元……

“资本不仅是创新的杠杆，也是数字创新的杠杆。”宋志平表示，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本应该更加积极地发挥推动作用，要不断地完善投融资服务体系，有效引导投融资方向，加强金融资本赋能，融合实体经济，推动结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