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12月16日至18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其中提到一个重要问题：“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针对目前社会上关于反垄断的讨论，观察者网采访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曹和平认为，对“平台垄断”问题，应该从效益市场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两个角度来看，既要尊重企业创新，也要保障信息安全。在这个过程中，监管部门要适应新的经济形态，及时调整和提升管理方法。以下为采访全文。

记者：近日针对互联网行业的反垄断，官方做了一系列正式表态。从外界反应来看，有两点比较好奇的地方，一是经济、商业层面的反垄断，平台与平台、平台对中小商家的竞争手段是否合理;二是人们更关心的国家安全，但这个层面好像很难用反垄断概念来套，现在两者的界线似乎有些模糊;何况，过去确实在某些层面有政府与互联网企业相互合作的情况，现在该如何来厘清这个界限?

曹和平：我觉得是有三个问题，不是两个问题。第一，互联网巨头，究竟是不是垄断?这里面包含了国内垄断和国际贸易竞争的关系，如果别人要做和这些巨头同样内容的东西，那么这种竞争关系要不要考虑?所以，第一个问题其实是两个层面。

第二，就是数字。比如有些互联网企业在从事平台业务的时候，获得了中国公民的、具有公共品意义上的数字，那么这些数字是否安全?应该掌握在私人企业里面，还是掌握在国家安全机制内或者一个更好的公共品平台上，两者给普通老百姓的安全感是不一样的。

我们先讨论第一个问题，关于互联网企业是不是垄断，要有效益经济学视角和政治经济学视角。什么叫效益经济学视角?垄断里面分自然垄断和竞争垄断，其中竞争性垄断要打掉，为什么?市场有竞争性质，通过竞争手段配置资源的效果会更好。如果你在市场中获得的市场权利达到9%以上，就会收取不正当的超额利润，而这部分超额利润握在垄断厂商手中，就可能导致价格上涨，因为垄断厂商为了自身收益最大化，注意不是利润最大化，就会提高价格。但是一旦价格提高，消费者的给定收入、全社会的需求就会下降，结果造成了社会经济损失。

因为在效益市场经济学的视角下，消费者剩余加生产者剩余在均衡价格的时候，是达到整个资源配置给定条件下的最优了，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加起来是最大的。你获得9%的市场权利，把价格推高以后，假设把价格推高10%，那么全社会的生产额和销售额都将倒退，和均衡产量、均衡价格都配在一起，后果就是那一部分的消费者收益和生存者收益就会出现净损失，也就是不存在了。在非自然垄断条件下或者说在市场竞争垄断存在的条件下，出现社会经济损失。所以，从效益经济学来说，我们不允许厂商达到这样的垄断地位，因为它给社会造成了经济损失，这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说，它也是不合理的。

国家重拳出击，打击平台垄断。图片来源：网络

再看第二个层面，如果不是上面提到的竞争性市场，而是自然垄断市场，这种情况下反而是只有一个，效益才能最大。举个例子，全国有一家电网好还是有多家电网好，楼道里面埋一条煤气管道好还是埋10条煤气管道好?在竞争性条件下，埋10条煤气管道好，因为有市场竞争，价格不高，价格高了就卖不出去，看似是消费者得到的收益多;但是你会发现，要是在楼道里面放10条管道的话，建设成本提高了，而且楼层的安全隐患可能比较大。换句话说，在一个大楼里面铺设一条煤气管道是合理的，铺设10条是不合理的，一个煤气公司给大楼供煤气管网与10个公司供应，从社会成本和安全性来看，前者远比后者好得多。

可见，在自然垄断条件下，资源管理平台本身是具有管网性质的，社会应该怎么管它呢?当它对消费者的收益达到同等领域内其他行业的中等收益再加上10%的利润率的程度，就比较合适，而不能因为你给消费者享受多少就收多高，那是不合理的。

换句话说，自然垄断行业要按照公共品管理的标准来，按社会平均利润来收费，然后让自然垄断企业在唯一供给条件下去运营，让社会获得最好的服务和最低的成本。以阿里为例，其实阿里在作为平台服务的时候，它是具有自然垄断性。这个时候就不能把阿里当为寡头垄断进行打击，也就是说不能用反垄断法去打击，一打击会把社会也打击掉。所以，反垄断不能把电商企业依靠数字技术创造的全国性平台的网络节约性给打掉了，相当于把消费者也打掉了。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经济当中有一部分资源就是有这种特性，它既是网络性的又是私人性的，我们称之为俱乐部产品。比如，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202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米尔格罗姆，他们谈论的问题都与此相关，是公共品里面的共品，而不是公平。像阿里这种资产是共品效应，不能把它获得的自然垄断、绝对承诺扩大为公共品的敌对面。

第一个问题的第一点就是通过效益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视角得来的两种不同结论，所以不能简单地按照反垄断法打击阿里等互联网企业。类似阿里这样的经济是一种新型经济，要重新按照自然垄断法来对其进行管理，让它的收益为社会服务，它本身获得平均收益，而不是把它彻底打掉。

互联网企业反垄断，要从效益市场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两方面来看

当然，阿里也可以做抗辩，比如说我建这个平台的时候，前20年付出了沉没成本，现在只允许我获得一个平均投资报酬率，那么我的沉没成本谁来补偿?

这个问题提的很好，这就需要用到专利法。通过专利法可以给这种垄断一个保护长度和保护宽度，就是说在若干年内可以这样从业，让原来的沉没成本得到补偿，但过了这个年限、等沉没成本得到补偿以后，就不应该有了。

第二是专利保护的宽度，在什么领域内可以用这个平台，什么领域不可以用。这就带来一个问题，阿里还有一个数据，就是它在经营这个垄断行业、销售产品的时候，获得了消费者数据，但是消费者数据的保护宽度阿里就不能拥有，应该由公共部门拥有。

公共部门要是拥有的话，它会保护消费者的安全，但私人企业可能会用消费者数据去最大化自身收益，这种情况是绝对不允许的。

以上关于保护宽度的情况，主要在涉及公共安全方面时要对它进行限制，你可以拥有平台的自然垄断来运营，但不能拥有平台连带的数据信息。如果对这些信息进行交易售卖，那就是违法。

第三个问题，就是国际竞争。有人会问，将平台交给公共部门管理不行吗，为什么非得让阿里管?因为它是公共品中的共品。就国际竞争视角而言，如果西方有个国家，把共品交给私人部门管理，而这种共品在交由私人部门管理的时候，技术进步速度特别快;因为公共管理的时候，你注意的是公平，而不是效应，如果在那个领域无法进步、别人超越我们的时候，就会出现1980年一打开国门，好多行业不如西方，反而要改革开放，在某种程度上造成国家损失。所以，在国际竞争里面，还是应该把这种共品性质的平台、自然垄断的平台交给类似阿里、腾讯等创新企业拥有，而不应该由社会掌握拥有或者社会把它打烂。一旦彻底打击，等到哪天西方企业进来，反而把我们的国际利益给蚕食了。

记者：您前面厘清了几个关键点，因为像目前这类经济模式，或是未来可能产生的经济模式更多的趋向于一种复合型经济，它们手中掌握的资源不再是单纯的经济资源，那么相对应的社会或是政府管理也应该是复合型跨部门的。

曹和平：技术进步了，出现了新形式的数字共品，它表现出来的自然垄断和原来制造经济时代的自然垄断，又截然不同，所以管理部门也应该跟进改革，而不是把经济管回去了，自己却没有改进。有时候你站在理论前沿和一线经济前沿，是很苦恼的，因为你的同伴不是不认同，而是不认识。举个例子，现在的部门管理人员绝大多数是十几二十年前毕业的，那时候整个社会就没有这种知识，可以明显看到现在管理上是不进步的，但是这种情况怪不了他们，而是当时的社会本身就不具备这些知识。这是一个巨大的矛盾。管理滞后有时候并不是管理部门有意为之，而是人类的知识进步和管理思想、管理体制本身是滞后于一线经济发展的，这种落差会带来失误，我们要尽快学习跟上。

记者：确实，现在社会面对这些新型经济也同样矛盾，一方面如果在前期进行严格管制，那可能会限制发展，当然某种程度上也很难预言，另一方面后期管理难度和复杂度会加大，如果一刀切，那这个平台或企业可能就被打垮。

曹和平：可能通过强力监管达到了目标，但假设西方发达经济国家以另一种方式进行监管，效益比我们好，10年以后可能就像1980年那样，打开国门把廉价劳动力利益转给人家，年轻人崇洋媚外，那就不仅仅是金钱损失了。所以，现在必须得改进思想，以后这种竞争会越来越激烈。

记者：不过当下反垄断一事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国家的相关举措肯定也会随之颁布。您觉得应该主要针对哪些层面进行监管，而哪些方面其实应该要放手甚至鼓励?

曹和平：我知道怎么管理，但是我说了可能没人信，因为大家跟我的知识背景不一样。那么，现在面临的麻烦该怎么办?以前在1980年代的时候，我们其实对怎么搞市场经济并不清楚，那时候要做出一个决策，就把有些问题抛到全社会讨论，自下而上、自下而上，经过一两轮讨论，就相当于把全社会的知识提取上去。

现在各条线部门里面有很多人都是博士毕业的，他认为我是博士毕业的，我有这么多的信息，大学教授都是黑板经济学或者没有实际经验，我自己决策就完了。其实当你从大学毕业，在一线工作获得实践经验，大学的老师在你工作的那些年中，又在理论上有所进步，理论进步和实践进步是不可替代的。

所以，我觉得应该向1980年代的决策方式学习。一个重大问题，没有在理论上厘清之前，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地开几次会，征求几次意见，再做决策，比如半年内再做决策。反之，如果没有将社会层面、理论界的知识和实践经验总结起来，仓促决策，可能效率更低、损失更大。

这叫学习型社会。中央政治局提出学习型社会是正确的，学习可以汇聚知识、汇聚信息，决策才更全面。我们现在碰到的经济问题、管理问题不是简单的问题，要重新学习对立统一的思想，千万不能出现机械唯物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