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及协同管理时，实际上是在谈论一段管理学理论西学东渐的历史过程，也是在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的逻辑纠结中，构建一种符合中国实际需求的管理思想和工具的历程。从历史与逻辑的互动中，我们可以管窥近30年中国管理理论发展的必然性及合理性所在。

就协同管理而言，其思想发端、理论建构、技术实践及产业应用，我们毫无疑问是受之于西方、应用于中国。在本土化过程中，也必然地出现了体与用的矛盾。其一是时代悖论，即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历史进程重叠，二者从接续型发展成为竞合型发展，时代主体的二元性质带来了管理路径的竞争博弈;其二是适履之痛，即我们以初步现代化的产业、组织和人，来追赶高度现代化的管理思想及技术，若看到其中所带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及中国人的异化，与其说我们是在管理变革，毋宁说是在削足适履;其三是创用两难，即我们主观想要引进吸收、建立自己的管理理论，奈何西方只将我们作为应用市场、增长空间。我们用国外的管理软件越多，自主创新的困扰就越重。

时代悖论乃历史维度，唯有应对;适履之痛乃文化维度，亟需警醒;创用两难乃产业维度，或可奋争。面对这三种矛盾，协同管理作为一种主要成长于中国本土的管理思想和IT产业形态，从思想启蒙和产业初始起，就在探求一种从借鉴到超越的新思路、新出路。十余年以来，可以日益清晰地看出，源于中国的本土文化、产业现状及技术团队所创造出的协同管理已经初步建立。本章将从思想源流和产业实践两个维度来对其由来做出归纳。

1.1 思想源流

协同管理直接来源于中国管理软件的创新，即为了塑造软件的灵魂而发展出来的一套管理认识论、方法论和工具集。

信息技术产业，一方面是信息技术自身的发展及产业化，如软件产业、集成电路产业等;另一方面是信息技术的应用或曰信息化(包括个人级信息化、组织级信息化和社会级信息化三类)。这二者之间相辅相成，信息技术自身的进展带来信息化应用的深入和普及，而信息化应用的发展又会对信息技术提出更高要求。

然而应看到，信息化发展不仅仅由技术驱动，还得力于各学科思想理论的驱动，如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科学技术哲学等。考察这些思想源流对信息化的具体作用是一件极为繁杂的考证工作，尤其是其中有些效应难以明言，它们是潜移默化地发生的。然而本书还是试图从协同软件这一具体产业形态出发，来分析与其相关的各种思想源流，以此说明协同管理是多学科思想交叉创新的成果。

但实事求是地讲，协同软件产业绝非诞生于思想实验，它是从技术进步、产业竞争、客户需求、企业成长、资本流动的现实中裂土而出、顽强成长起来的。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先从思想源流的视角来对其过去十余年的历史做一个形而上的梳理。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以各种思想源流为底蕴的协同软件产业拓荒者的潜意识、价值观、理想信念等精神层面的东西，是协同管理中更有魅力的内容。

1. 管理学思想源流

(1)科学管理思想

科学管理思想既是管理科学的发端，也是信息化的逻辑原点。它对信息化发展的影响主要有两点，第一是它确立了信息化的客体(处理对象)是可以用科学方法描述的行为(管理行为)，从而使信息化也建立在科学基石之上;第二是它明确了人与人之间的协作是科学管理的精髓，它确立了那种以人为核心、以管理为客体的管理软件的实质所在。因此将这类软件名之以协同软件，是有逻辑上的立足点的。

(2)古典组织理论思想

法约尔的组织理论将企业的全部活动分为以下6种：

1) 技术活动：包括生产、制造、加工;

2) 商业活动：包括购买、销售、交换;

3) 财务活动：包括筹集和最适当地利用资本;

4) 安全活动：包括保护财产和人员;

5) 会计活动：包括财产清点、资产负债表、成本、统计等;

6) 管理活动：包括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

这6方面揭示了企业的共性，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法约尔将企业的管理活动单独提炼出来，规定了管理活动异于其他企业活动的独特内涵。这不仅再次表明了管理管理活动的协同软件在逻辑上得以成立，而且清晰地界分了协同软件与其他软件类型的类型、内涵及边界。

法约尔还提出了管理的14项一般原则：1)劳动分工原则;2)权力与责任原则;3)纪律原则;4)统一指挥原则;5)统一领导原则;6)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原则;7)人员报酬原则;8)集中原则;9)等级制度原则;10)秩序原则;11)公平原则;12)人员稳定原则;13)首创原则;14)团队原则。

法约尔的思想为信息化产品提供了架构原型。首先，当今信息化产业各领域的技术与产品，基本上可以用上述6种基本活动来予以划分;其次，当今各种信息化软件系统的技术逻辑基本上跳不出上述14项一般管理原则;第三，法约尔对管理活动具体内容的划分——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是协同软件的架构主干。

(3)行政组织理论

韦伯认为，任何组织都必须以某种形式的权力作为基础，否则就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人类社会存在三种为社会所接受的权力：

1)传统权力( Traditional Authority)：由传统惯例或世袭得来;

2)超凡权力(Charisma Authority)：来源于别人的崇拜与追随;

3)法定权力(Legal Authority)：由理性或法律规定的权力。

该理论是一切组织级信息化不言而喻的前提，即组织级信息化所面对的都是法定权力组织。该理论揭示了协同软件的适用范围，即面向法定权力组织是协同类管理软件的长项，而面向传统权力、超凡权力类组织时，协同类管理软件则有较大局限性。事实证明，在协同类管理软件中，迄今为止做得最成功的就是对于制度、表单、公文等法定权力的信息化再造。

以上3种理论属于古典管理理论。

(4)人际关系理论

1933年，美国哈佛大学的梅奥(George Elton Mayo)教授梅奥出版了《工业文明中的社会问题》，在对实验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下述理论：社会人理论、士气理论、非正式群体理论、人际关系型领导者理论。

梅奥的理论被称为人际关系理论或社会人理论。它是管理学思想的重大的飞跃。社会人理论恰好是协同软件的精髓所在，十余年来，协同软件在提供一种组建非正式组织及柔性沟通方式的工具层面已做得很不错，不仅可以便捷实现组织的硬的规范，也可以灵活实现组织中的软的协调。协同软件的下一步是要在塑造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间的有效张力的战略层面予以突破。

(5)需求层次理论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在1943年发表的《人类动机的理论》一书中提出了需要层次论。这种理论认为：人要生存，他的需求能够影响他的行为。只有未满足的需求能够影响行为，满足了的需求不能充当激励工具;人的需求按重要性和层次性排成一定的次序，从基本的(如食物和住房)到复杂的(如自我实现);当人的某一级需求得到最低限度满足后，才会追求高一级的需求。根据这些假设，马斯洛将人的需求分为5个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会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的行为驱动力剖析到人内心深处的动机层面，是企业管理者有效调动人的积极性、开展组织激励的直接工具。这个理论可能也是解决软件动力和信息化绩效问题的可行之路。如果在管理软件中考虑到人的需求层次，并通过具体功能来予以实现，那么软件将会内在地具有驱动人心的力量。协同软件在这方面将可大有作为。

以上2种理论属于行为科学理论。

(6)社会协作理论

现代管理学的主要创始人是一个叫做巴纳德(Chester I. Barnard)的美国牛人。他曾于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但由于未获得一项实验学科的学分而未拿到学位。但后来他由于在组织理论方面的杰出贡献，获得了七个荣誉博士学位!巴纳德是一位优秀的企业管理者，还是一位出色的钢琴演奏家和社会活动家，因此他创立社会协作理论也就不足为奇了。1938年，他出版了《经理人员的职能》一书，此书被誉为美国现代管理科学的经典之作。1948年，他又出版了另一重要的管理学著作《组织与管理》。巴纳德不仅创立了社会协作理论，而且是现代管理学创建和发展的重要人物。

巴纳德的社会协作理论主要包括：

1) 组织概念。

2) 组织三要素。

3) 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

4) 组织效力与个人效率。

巴纳德的社会协作理论对于几乎所有信息化系统而言，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当前我们组织级信息化的核心目标还集中在提高组织效力层面上，个人效率处于次要或边缘位置。即便对于协同类管理软件，在组织秩序和一贯性与组织活力的平衡方面，也还未充分实现，因为组织秩序的柔性化处理不完全等于对个人动机或目标的满足。

这一理论属于现代管理学理论。

2. 社会学思想源流

(1)信息社会理论

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是一个中国人很熟悉的名字，他被誉为未来学家。他最广为人知的著作是1982出版的《大趋势》，这本书风靡全球，共销售了一千多万册。

信息社会概念就是通过《大趋势》这本书而广为人知，而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这种三阶段提法也成为对社会形态划分的主流学说。在该书中，奈斯比特对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提出了5个重点：

1) 信息社会是真实的经济存在，而非抽象的思想;

2) 通讯和电脑技术上的新发明将缩短信息的流动时间，加快变化的步伐;

3) 新的信息技术将首先用来解决旧工业上的任务，然后逐渐产生新的活动、新方法和新产品;

4) 在这个文字密集社会里，我们比以往更需要具备基本的读写技巧;

5) 新信息时代的技术并非绝对的，它的成败取决于高技术与高情感相平衡的后果。

相对于后来产生的无数信息社会理论而言，奈斯比特的这几个重点稍显朴素，但它却是本质性的。现在回过头来看，信息社会的发展都印证了这几个预言。

对信息技术产业而言，未被充分重视的是上述关于高技术、高情感的观点。按照奈斯比特的说法，这个观点的含义是每当一种新技术被引进社会，人类必然会产生一种要平衡的反应，也就是产生一种高情感，否则新技术就会遭到排斥。技术越高级，情感反应也就越强烈。【2】对于高技术与高情感的论述中，有很多观点(对于软件设计而言)具有实际操作价值/实用价值：

1) 一个机构如果想要对顾客或雇员使用高技术，就必须在新技术中加入高情感的因素;否则人们就会发展自己的情感，或者拒绝使用新技术。一般人对于自动化和电子会计进行反抗，就是出于这个原因。【3】

2) 我们引进社会的技术越多，人们越愿意往一块聚集，越希望和其他人在一起。比如：电脑购物将永远无法取代偶然发现珍奇物品的乐趣和存心采购令人感到惊讶物品的情感;(电子会议)在节省汽油和费用方面无论有多大优越性，它也不能取代面对面开会的高情感……电子会议太合理了，它永远不会成功。【4】

3) 在高技术的信息社会里，我们使用的是脑力，而不是像工业时代工厂工人那样使用体力，所以我们在业余时间的活动中需要更多地利用手和身体以平衡工作中对脑力的不断使用。【5】

4) 我们周围的高技术越多，就越需要人的情感。【6】

信息技术产业工作者以巨大的勇气来推动着中国的信息社会进程，但很可能是一厢情愿，正可谓多情总被无情恼。以协同软件为例，正因为它极力想以技术手段模拟组织中人与人之间的日常行为，反而可能带来正常人际交往的情感需求缺失，因此使用协同软件的人，很可能出现人际关系淡化、个人自由受挤压等不良体验。解决这种问题，需要我们在软件设计中引入情感因素，同时将协同从一种纯在线模式转变为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模式，增加人在线下相聚的机会，而不是尽力将人拽到网络之中去接触。

(2)网络社会理论

对于三种社会形态的划分，主要是依据于人类生产力发展的宏观历史现象而做出的。从微观而言，则是对于信息社会转变路径的研究，即社会是如何从工业社会转变为信息社会的。在此方面学说多不胜数，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在其巨著信息时代三部曲中提出的范式转换理论。范式是科学哲学中最为著名的概念之一。所谓范式转换，大意就是新旧两种事物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其遵循的范式不同;新旧事物的转换(革命)过程是一种范式转换行为。曼纽尔•卡斯特对信息技术范式做了详细的归纳【7】：

1) 信息是新范式的原料。

2) 信息技术的效果无处不在。

3) 网络化逻辑。

4) 信息技术范式以弹性为基础。

5) 特定技术逐渐聚合为高度整合的系统。

正是基于信息技术范式，曼纽尔•卡斯特将信息社会具体定义为网络社会。且不去仔细介绍其三部曲中异常丰富的思想，但是上述信息技术范式的5个特点，就可以为我们提供深刻的启发。

在物理意义上，当前各种信息系统都是网络系统，它们是网络化逻辑的实体形态。信息技术产业的核心目标就是要尽力将更多的社会系统或关系构建为实体网络(以实现他人和自己的价值)。在此进程中，需要注意到网络化对于创新力的消解，以及网络化的弹性特征。

以协同软件为例，它首先要尽力将组织中的系统或关系整合入软件中，设计为特定功能。但是这样的行为又会降低组织的弹性，因此协同软件要考虑工作流程的刚柔并举。然而，工作流的刚柔调整还只是曼纽尔•卡斯特所谓的弹性特性的部分体现，完全要实现网络弹性，就需要软件本身具有自我统计、评价、调整和重组的特性。这是协同软件基础架构的进化方向。

(3)协同论

协同论(synergetics)亦称协同学或协和学，是20世纪7O年代以来在多学科研究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是系统科学的重要分支理论。

协同论主要研究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在与外界有物质或能量交换的情况下，如何通过自己内部协同作用，自发地出现时间、空间和功能上的有序结构。协同论以现代科学的最新成果——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突变论等为基础，吸取了结构耗散理论的大量营养，采用统计学和动力学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不同的领域的分析，提出了多维相空间理论，建立了一整套的数学模型和处理方案，在微观到宏观的过渡上，描述了各种系统和现象中从无序到有序转变的共同规律。协同论认为，千差万别的系统，尽管其属性不同，但在整个环境中，各个系统间存在着相互影响而又相互合作的关系。其中也包括通常的社会现象，如不同单位间的相互配合与协作，部门间关系的协调，企业间相互竞争的作用，以及系统中的相互干扰和制约等。应用协同论方法，可以把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类比拓宽于其它学科，为探索未知领域提供有效的手段，还可以用于找出影响系统变化的控制因素，进而发挥系统内子系统间的协同作用。

3. 经济学思想源流

(1)有限理性理论

该理论的主要观点是：

1) 现实中作为管理者或决策者的人是介于完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有限理性的管理人。

2) 管理人的价值取向和目标往往是多元的，不仅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而且处于变动之中乃至彼此矛盾状态。管理人的知识、信息、经验和能力都是有限的，他不可能也不企望找到绝对的最优解，而只以找到满意解为满足。

3) 在实际决策中，有限理性表现为：决策者无法寻找到全部备选方案，也无法完全预测全部备选方案的后果，还不具有一套明确的、完全一致的偏好体系，以使它能在多种多样的决策环境中选择最优的决策方案。

4) 有关决策的合理性理论即是考虑人的基本生理限制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认知限制、动机限制及其相互影响的限制。协同软件应引入信息节制机制设计，为协同行为提供边界条件管理功能，通过为管理者提供适合其个性化决策需求信息的隐藏-展开功能，让协同行为可以收敛、避免发散。

(2)机制设计理论

200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给赫尔维茨等三位开创了机制设计理论的美国经济学家。这一理论用于解答什么样的经济机制才是好的或者说当一个国家面临着两种或多种不同的可供选择的经济制度时，应该如何进行取舍这样的问题。机制设计理论有可能是从经济学视角来解决组织协同问题的最新思路，我们在此也对它进行一定的介绍，并设想其对于协同软件未来发展可能会有的启迪作用。

机制设计理论简单的讲，就是研究在自由选择、自愿交换、信息不完全及决策分散化的条件下，能否设计一套机制(规则或制度)来达到既定目标的理论。这涉及两方面的问题：

1) 信息成本问题。

2) 激励问题。

4. 技术哲学思想源流

技术哲学是研究技术中的哲学问题的一门学科。技术哲学并不对技术予以具体指导，其主要作用是提供一种思考方法和思维体验，来促使技术工作者以一种新视角来重新认识、思考和归纳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就协同管理而言，它并不能从技术哲学中找到现成的措施、方法和策略，但并不妨碍它从中获得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教益。

(1)信息思维理论

思维是哲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自从出现了信息技术，也就有很多人来探讨信息思维。从科学哲学、社会学、思维科学、技术哲学等不同的学科出发，信息思维有各种理解和阐述。其中与软件技术活动较为贴近的是技术哲学视野的信息思维理论。周凌波在《略论信息思维的三种基本形式》文中，将信息思维归纳为以下三种具体形式：

1) 确定性思维。

2) 控制性思维。

3) 智能化思维。

信息思维理论大致符合软件设计、架构的实际思维过程。但是，它更重要的是对管理思想的反思效应，如：

1) 不确定性是客观存在、难以彻底消除的。

2) 控制的思维在现实中受到系统结构的限制。

3) 智能化思维面临复杂性的困扰。

信息思维理论的重点是对具体思维形式的反思。通过反思，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信息技术活动，可以找到一些新的方法或功能来完善软件产品。协同软件以提高信息的确定性、有效授权、适应组织软硬流程等为核心目标，在此过程中要对自身的技术思维做出二难思辨。

(2)中国传统技术哲学范畴

我们从技术哲学的层面，提出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协同管理的思想源流作用。协同管理必然要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以更好地符合中国人、中国企业的性格特征、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即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但传统文化又是一个极为丰富的体系，有太多的内容可以对协同软件产生启发作用。这里仅将焦点集中于传统文化中与管理活动相关的几组范畴。

1) 立象尽意。

2) 寓道于器。

3) 由用得体。

4) 推己及人。

中国的传统文化为协同管理提供了一套东方的行为方式，比如，它讲究以感性的方式来从事管理活动，允许有变通，允许情感的作用，而不是西方那种严密的逻辑流程、制度规范和法理规约。这是协同管理的显著特征，本书后续章节将重点对此加以阐述。

本节我们归纳了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和技术哲学这四大学科中对于协同管理有思想源流效应的12种理论或学说。

1.2 产业发端

中国协同软件产业的诞生，据说是借用了国外的一种软件产业的概念或软件产品类型，那就是Collaborative Software。而实际上，协同软件在中国是另一种全新的理论与实践。在产业构建之初，仅仅是借用了一下国外的类似概念，除此之外，还有更多产品理念、功能设计、客户定位等方面的创新，更有文化、商业、市场、舆论、谋略等方面的考量，是一个精巧而具有野心的产业策划行为，是一种创新味道十足的管理思维。

回顾这一段绵延10年的传奇，会发现其中有3种力量在共同发力：其一，Collaborative Software的启发力;其二，其他相关软件产品的竞争力;其三，中国软件产业自主发展的创新力。这10年的精髓就在于从西体中用到中体西用的转向，走中国软件自主创新的道路。以下就来分别阐述这3种力量。

中国软件产业自主发展的创新力带来了协同软件的落地生根、发展壮大，从而使协同管理思想得以落地。10年来，协同软件的创新活动从未停止，短篇幅内难以对此做出非常细微详尽的描述。回顾这一历程，我们从宏观层面有一种强烈的感受：协同管理具有丰富的理论源流，也有精彩的产业发端，它像是一个动人的故事，悬念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大家可能都很好奇：究竟什么是协同管理?什么是协同管理产业?协同管理中有哪些新鲜的理念?下文将逐一解释。